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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香港的夏天闷热潮湿，在九龙塘那间即将不属于他的房子里，张明敏和妻子收拾着最后一点行李。妻子没多说什么，只是把孩子的玩具小心包好。她知道丈夫的决定，拦不住，也不想拦。张明敏拿着卖房卖车的支票，心里算的不是房子亏了多少钱，而是这点钱对于亚运会6亿的资金缺口，简直是杯水车薪。他脑子里盘算着一个更疯狂的念头：组织一支队伍，去全国义演，一场一场地唱，一分一分地凑。这个念头，源于四年前他在春晚舞台上唱《我的中国心》时，台下观众那滚烫的眼神；更源于他这四十多年来，从一个香港街头的穷小子，一路跌撞走过的所有路。

　　时间倒回1956年的香港，张明敏出生在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华侨家庭。父亲是从菲律宾回来的，母亲是印尼华侨，祖籍都在福建晋江。家在香港的底层，父母没有固定工作，今天帮人搬货，明天去餐馆洗碗，后天可能就没了收入。张明敏从小就知道钱的金贵，放学后不是去玩，而是拎着布袋在街上转悠，捡点废纸破铁，换几个零钱带回家。他记忆里最深的味道，是码头边鱼市的腥气和母亲熬夜缝补衣服时，煤油灯的味道。那时候，能吃上一顿有肉的晚饭，就是一家人最开心的事。

　　中学毕业那年，张明敏的成绩单上只有两门功课及格。升学无望，他二话没说，转身就扎进了社会。第一份工是替一家小公司收债。每天骑着一辆叮当响的旧自行车，穿梭在香港的巷弄里。遇到好说话的，点头哈腰把钱收上来；遇到赖账的，被骂出来是常事。最难受的不是日晒雨淋，是那种看人脸色、低人一等的滋味。干了小半年，他瘦了一圈，也沉默了不少。后来他换了工作，到一家公证行当验货员。这次是在码头，每天对着堆积如山的货物，点货、记录、核对。海风带着盐粒吹在脸上，机器的轰鸣声从早响到晚。他手上很快磨出了茧子，脸也晒得黝黑。

　　踏实肯干是穷人家孩子唯一的本钱。张明敏后来进了一家电子表厂，从流水线上的工人做起。别人下班走了，他留下来看机器、学技术。组长看他勤快，提拔他带班；主管看他认真，让他管一条生产线。一步步地，这个中学毕业的穷小子，竟然做到了厂长的位置。八十年代初，他攒下一点钱，心一横，自己开了一家小电子表厂。雇了七八个工人，自己跑原料、盯生产、找销路。每天睁开眼就是成本、订单、工资，闭上眼梦里还是这些。日子依然紧巴，但总算有了自己的事业，心里踏实了些。

　　1976年，他第一次站上业余歌唱比赛的舞台。台下黑压压一片人，他手心全是汗。可音乐一响，他想起的是小时候母亲哼的闽南小调，是码头工人喊的号子。他唱了一首民歌，唱完了，台下掌声响了很久。那一次他没拿到名次，但评委对他说，你嗓子里有东西。这句线年，他一有空就去参加比赛。全港工人歌唱赛、业余歌手大赛，他一场接一场地唱。结果出人意料，他连续三年拿了冠军。奖杯抱回家，母亲用布擦了又擦，摆在柜子最显眼的地方。可第二天，张明敏还是按时回到电子表厂，该搬货搬货，该对账对账。唱歌是爱好，是快乐，但吃饭养家，靠的是手上的活。

　　1979年，有唱片公司找上门来。对方说，你唱歌不错，签个约，出张唱片吧。张明敏犹豫了好几天。出唱片意味着要花时间录音、宣传，他的小厂刚起步，哪里分得开身。最后他答应了，但和公司说好，不能影响厂里的生意。他的第一张合辑《乡间的小路》就这样录了出来。专辑里都是些清新的民歌，销量平平，但在香港本地，渐渐有人知道了有个叫张明敏的业余歌手。1982年，他翻唱了一首《我是中国人》。录这首歌时，他想起了从未回去过的福建晋江，想起了父母口中的老家。唱到“我不管生在哪里，我是中国人”那句时，他嗓子有点哑。这首歌后来拿了十大中文金曲奖，他在香港乐坛算是有了点名号。

　　命运的转折来得毫无征兆。1984年，央视春晚的导演通过层层关系联系到他，邀请他去北京，在春晚舞台上唱《我的中国心》。接到电话时，张明敏正在厂里核对一批货单。他第一反应是对方打错了。确认之后，他愣了很久。春晚，那是全国亿万观众看的节目。他去，合适吗？他能唱好吗？厂里的生意怎么办？一连串问题涌上来。最终，一个念头压过了一切：这是一个机会，一个让更多人听到这首歌的机会。他安排好厂里的事务，踏上了北上的旅程。

　　北京冬天的冷，是干冷，风吹在脸上像刀子。春晚彩排现场，暖气很足，可张明敏手心里还是汗。他穿着借来的西装，站在庞大的舞台上，看着台下忙碌的工作人员，感觉有些不真实。导演对他说，放松唱，就像你在香港酒廊里唱一样。可他知道，不一样。直播那天晚上，当主持人报出他的名字，当他走上台，音乐前奏响起时，台下先是一片寂静。他深吸一口气，开口唱出第一句：“河山只在我梦萦，祖国已多年未亲近。”透过电视屏幕，他的声音传进千家万户。镜头扫过台下，有观众在抹眼泪。他一连唱了四首歌，《我的中国心》《外婆的澎湖湾》《垄上行》《乡间的小路》。唱完了，鞠躬下台，后背的衬衫已经湿透。他没想到，这一晚，改变了他的一生。

　　从北京回到香港，张明敏以为生活会有些不同。确实不同了，但方向完全相反。走在街上，开始有人认出他，指指点点。很快，唱片公司的人来找他，客气但冷淡地告知，合约需要提前终止。理由很官方，说公司调整方向。紧接着，原本谈好的几场商演，对方来电婉拒了。电台里，他的歌渐渐播得少了，直到再也听不见。他打电话给相熟的电台 DJ，对方支支吾吾，最后说，上面有通知，你的歌不太方便播了。那段时间，他家的电话很少再响。以前酒廊里常来捧场的熟客，见面也只是点点头，匆匆走过。香港的娱乐圈，一夜之间对他关上了门。

　　没了唱歌的收入，电子表厂的生意也受到牵连。一些老客户听说他的事，订单下得犹豫了。开始出现问题。张明敏不得不把厂子关掉，遣散了工人。失业在家，他试着去找工作。可三十多岁，只有中学学历，过去的工作经验多是工厂管理，现在哪里去找厂长的工作。他放下身段，去应聘仓库管理员、司机，甚至送货员。招聘的人看看他的简历，又抬头看看他的脸，眼神里有些讶异，然后客气地说，不好意思，这个职位已经招满了。他知道，人家认出了他是谁，不想惹麻烦。

　　最困难的时候，家里米缸快要见底。妻子把结婚时的金戒指偷偷拿去当了，换回一点钱买米买菜。张明敏装作不知道，心里像被针扎一样。他开始摆地摊，去批发市场进一些电子表、打火机之类的小物件，在街边铺块布就卖。香港的城管抓得严，他得时刻提防，常常是刚摆开，就听到有人喊“走鬼啦”，赶紧卷起东西跑。一天下来，卖不出几件，还要担惊受怕。后来，他和妻子商量，凑钱租了个小铺面，卖小吃。夫妻俩天不亮就起来备料，一直忙到深夜。可他们不懂餐饮，味道一般，位置也偏，生意冷冷清清。坚持了半年，赔光了剩下的积蓄，小店只好关门。

　　那是张明敏人生中最灰暗的十四年。从1984年到1998年，他几乎从公众视野里消失了。曾经的春晚明星，现在是为一日三餐发愁的普通中年男人。他很少再唱歌，即使在家里，也只是轻轻哼两句。儿子慢慢长大，学校里有时会有同学问，你爸爸是不是那个上春晚的歌手？儿子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张明敏对儿子说，爸爸以前是唱歌的，但现在不是了。他找了一份更稳定的工作，在一家电子公司做仓库保管员。每天穿着工装，清点货物，记录进出库。工作枯燥，但能按时拿到工资，让家人吃上饱饭。下班后，他骑自行车回家，路过繁华的商业街，巨大的广告牌上贴着当红歌星的海报，他看一眼，就低下头，继续蹬车。

　　生活的重压没有磨灭他心底的一些东西。1988年，他在新闻里看到北京成功申办1990年亚运会的消息，同时也看到报道说，举办亚运会面临巨大的资金缺口，高达6亿港币。那天晚上，他失眠了。躺在床上，他想起1984年春晚后，他去内地一些地方，人们看到他时那种热烈的眼神。他想起歌里唱的“我的中国心”。现在，祖国有需要，他能做什么？他摸黑起床，翻出存折，上面还有一点卖厂后剩下的钱，加上家里所有现金，也不过几万块。这点钱，有什么用？一个念头冒出来，越来越强烈：把房子卖了。

　　和妻子开口说这个想法时，他做好了争吵的准备。但妻子沉默了很久，只说了一句，你想清楚了就行。她知道丈夫的脾气，认准的事，十头牛也拉不回来。卖房子的过程很快，房价不算高，但好在位置不错，加上车子，凑了20万港币。拿着这笔钱，张明敏觉得还是不够。他想到自己唯一还能用的，就是这把嗓子。他联系了以前一起玩音乐的几个老友，有些已经转行，有些还在酒吧驻唱。他把自己想组织义演为亚运会募捐的想法说出来，电话那头，一阵沉默。然后有人说，明敏，你还嫌自己不够麻烦吗？也有人说，我跟你去。

　　最终，有二十多个老友答应加入。张明敏自己掏钱，租了最简单的音响设备，定了去广州的火车票。1988年6月，这支临时拼凑的“义演团”从香港出发了。没有赞助，没有宣传，他们就像一群业余的文艺爱好者。第一站在广州一个工人文化宫，场地是好不容易借来的。门票定价三毛五分钱，就怕定高了没人来。演出前，张明敏心里直打鼓，万一没人来看怎么办？开场前半小时，文化宫外排起了队。来的多是普通工人、学生、老人。他们安静地坐下，看着台上简陋的布置。张明敏上台，没有多余的话，直接开始唱。第一首还是《我的中国心》。唱到一半，台下有人跟着哼起来，声音越来越大，最后变成了全场大合唱。那一晚，他们唱了很久，结束后清点门票收入，有几百块钱。钱不多，但捏在手里，是温热的。

　　从广州开始，他们一路向北。深圳、武汉、郑州、西安、哈尔滨、兰州……坐最便宜的绿皮火车，住最简陋的招待所，有时甚至打地铺。设备笨重，全靠人力搬运。张明敏作为组织者和主唱，要操心所有人的吃住行，还要保证每场演出的状态。长途颠簸，睡眠不足，他的嗓子开始出问题，经常嘶哑疼痛。随身带着润喉糖，但治标不治本。在武汉的一场演出中，唱到高音部分，他的嗓子突然失声，只能发出气音。他急得满头大汗，台下观众却鼓起掌来，大声喊，张老师，休息一下！我们等你！那一刻，他背过身去，擦了擦眼角。

　　一年时间，154场演出。最后一场是在北京。站在北京的舞台上，张明敏的嗓子已经沙哑得几乎说不出话。他对着话筒，用力地说，感谢大家，这是我们最后一场义演。台下掌声雷动。他们总共筹集了六十多万港币。这笔钱，在当时可以在北京买几套不错的房子。张明敏没有犹豫，通过正式渠道，全数捐给了亚运会组委会。捐款仪式很简单，没有太多媒体在场。他签完字，握着工作人员的手，只说了一句，拜托你们了。走出大门，他身上剩下的钱，不到五百港币。回香港的车票，是团队里老友凑钱买的。

　　时光缓缓流淌，香港回归祖国。1998年以后，社会环境逐渐变化，张明敏的名字偶尔又开始被人们提起。有电视台邀请他去做访谈，有活动请他出席。他依然低调，大多数时候婉拒。他找了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，生活渐渐回到平淡的轨道。儿子长大成人，有了自己的事业。晚年的张明敏，偶尔会在社区活动中唱唱歌，声音不如当年洪亮，但那份诚恳，丝毫未变。他很少谈论过去的辉煌与坎坷，就像那只是一段平常的岁月。有人问他，后悔当年卖房捐钱吗？他笑了笑，说，房子嘛，住哪里不是住。心踏实了，才是家。

　　他的故事，没有惊天动地的传奇，只有普通人面对命运时，一次次的选择与坚持。从香港街头的穷小子，到春晚舞台的歌手，再到被封杀的失业者，最后是倾尽所有的义演人。每一个身份，他都认真活过。歌声会随着时间淡去，但有些东西，比如坚韧，比如赤诚，会在岁月里沉淀下来，变成一个人真正的底色。张明敏用大半辈子告诉我们，所谓“真汉子”，不是从不跌倒，而是跌倒后，还能记得为什么出发，还能扶着泥土站起来，朝着认定的方向，继续走下去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